匠心筑梦·匠艺强国丨方士英：以心琢物 以技传世
对于政府来说，对于数据资源的管理也就有了更好的市场准据和抓手，这样市场机制和政府的作用能更好互动。
以跨行政区划法院检察院改革试点为抓手，司法组织体系建设发展完善，实现了由传统司法管理模式向现代司法管理模式的转型跨越。十年来，法治文化建设工作体制机制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在法治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创新，全民法治教育已经逐渐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全社会基本形成学法尊法守法用法护法的良好环境，公民的法治认同感明显提升，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根基夯实牢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立法工作，始终以满足人民群众和国家治理的法治需求为指引，主动适应新时代新形势新要求，通过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长远发展提供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的制度保障。增强监督严肃性、协同性、有效性，形成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机制。修改《证券投资基金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等。依据案件类型，实行大案精办、简案快办。（1）设立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
十年来，共制定修订中央党内法规159部。转变政府职能，优化政府职责体系和组织结构，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提高行政效率和公信力。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搭建起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总体框架。
要重视软法的作用，通过软法间接的对国际条约、国际习惯法做出影响，提升我国在国际环境法治上的话语权。2018年3月，《中国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五）》将生态文明和谐美丽新发展理念等纳入宪法序言。近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的实施，成品油、涂料、铅蓄电池的消费税改革，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及水资源税的开征等，都是绿色理念对我国的财税体制改革影响的缩影，从绿色财税法治方面突出了我国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保护环境的目的。在完善国家层面立法的同时，也可同时在地方进行试点，优先建立地方性法规，既体现地方特色，又为国家整体立法积累经验。
地方性立法也极大地丰富了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制度，为我国各地方环境生态保护提供了良好的法律保障。再次，国际环境法中的新概念、新原则、新理念的创设，都会对国际环境法的发展以及全球环境治理的格局产生影响。
2016年通过并于2018年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落实税收法定原则要求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第一部单行税法，也是我国第一部专门体现绿色税制、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单行税法。2018年我国集中修订了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沙治沙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等多部环境保护相关法律，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进一步加大了对土壤污染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也意味着生态环境中大气、水、土壤三大环境领域的污染防治法已全部齐备。第三，完善生态法治体系化，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同年，《中国共产党章程》修订，生态文明建设在我党历史上首次以一个自然段的篇幅进行阐述。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将绿色发展理念上升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标志着生态文明建设被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要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在环境公益诉讼方面，通过司法介入的方式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个别基层政府的行政执法行为越位或者缺位而损害公共权益的局面。因此，针对环境污染防治与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要贯彻落实多方共治理念，以科学分工为准则厘清多元治理主体的职责定位、以激励相容为导向创新环境治理的多元投入机制、以灵活高效为目标优化环境治理的协同合作机制、以效能提升为宗旨夯实和强化环境监管制度安排、以有序有效为原则引导社会组织和公众的协同参与。
双碳目标的战略部署，彰显了我国的环境与气候治理已从被动的国际参与迈向国内自主制度安排，是重大的战略决策。要积极培育自己的国际组织，发挥非政府组织的灵活性、专业性、民间性、公益性等特点，积极代表我国参与国际合作，推动国际条约的达成，在国际环境治理上发挥作用。
此外，绿色发展方式的转型主要是从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环节入手的，但现阶段我国涉及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制度供给主要体现在生产环节，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法》等。同时，税收政策的门槛较高或公开程度不高，导致一些中小微企业难以申请到相关财税政策扶持，不利于绿色生态产业的持续发展。
法律体系生态化，是将生态文明理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到我国现有的法律体系中，在法律制定、法律实施、法律适用和法律遵守等法律实践中予以体现。国家或社会要摆脱贫困，就必须谋求发展，但同时也会付出环境代价。在制度层面，推进多方共治最为典型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的实施以及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不断完善。此外，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涉及到各行各业，然而我国所出台的绝大部分的税收政策覆盖面往往只集中于某个特定产业。但是，实践中的环境多元共治仍存在包括现行环境治理权力配置不尽科学合理、跨部门治理主体间信息共享与协同性较差、政府在环境监管中的权威性与有效性不足、企业在环境治理中的主体性作用发挥不够、社会力量参与的有效性和有序化程度偏低等挑战。第二，坚持生态多方共治，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
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型不仅仅是环保本身的问题，也涉及到国家的宏观调控目标、企业的经济效益、社会公共利益以及公民权利保障。双碳战略是一个非常宏观的发展目标，既覆盖经济发展方式，又涉及社会生活观念，其法治保障是一项全方位、系统性工程，不可能通过一部立法一蹴而就。
20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颁布实施，首次将绿色原则和生态保护的相关条款进行编撰，成为以民法为起点的法律体系生态化的开端。近年来，我国进行了一系列的立法、修法工作，生态法治体系不断完善和严密。
当前，国内与碳达峰碳中和直接相关的政策法规包括《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碳排放权登记管理规则（试行）》、《碳排放权交易管理规则（试行）》和《碳排放权结算管理规则（试行）》。首先，国际环境法立法过程的参与者越来越广泛和平等化，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环境法的立法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非政府组织也在国际环境法领域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这为我国积极参与国际法治建设与全球治理提供了契机。
再如，我国目前消费税属于价内税，消费者无法得知其支付价款中所承担的消费税额，也就无法发挥绿色税制对消费行为的引导作用。例如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达成则会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作出发展程度和能力上的区分，在此基础上给予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同待遇。2022年6月，生态环境部等17部门联合印发《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35》，统筹谋划与部署了对我国当前至2035年适应气候变化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制定的突出特点即是从生态系统整体性和流域系统性出发，注重协同联动。
在国际生态法治上，我国多次承办联合国缔约方大会并推动制定《鄂尔多斯宣言》（2017）、《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2019）、《昆明宣言》（2021）等国际协定，并坚决拥护《巴黎协定》的治理成果，于2018年同诸多国家进一步完善了具体细则，为推动构建美丽地球家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中国力量。例如建立统一的长江流域标准体系、建立长江流域自然资源基础数据库、划定河湖岸线保护范围、制定河湖岸线保护规划与修复规范等事项等，基本形成了全流域水岸协调、陆海统筹、社会共治的综合协调管理体系。
例如我国地方政府所承担的环保事权种类繁多，中央与地方之间在环保事权配置的头重脚轻与财权配置的竞争性博弈相互结合，使得一些地方政府在解决生态环境难点问题向上相互推诿或有心无力，直接影响到生态环境保护目标的实现。其次，在双碳管理体制机制上，应树立大气环境治理系统思维与整体观念，结合生态综合治理理念，以多学科和交叉学科的治理模式推动解决碳排放管理问题，探索建立综合碳排放管理系统。
作者: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白 彦 进入专题： 中国式现代化 生态法治 。生态文明的相关内容与《中国人民共和国宪法》总纲中有关生态环境领域的既有条文共同构成环境法治在宪法中的核心内容，自此我国的环境法治开启了宪法化的新征程。
首先，要以系统观念为指导，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循序渐进制定出台双碳专门法律。最后，要重视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的接轨。202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引领了我国生态文明立法的变革，自此我国生态文明立法已从单一的环境保护部门法，发散到整体部门法体系，我国生态文明法治保障体系在立法上实现了巨大跨越。因此，要循序渐进，优先选择比较成熟、紧迫性强、可操作的专门行业领域着手，率先设立专门法律法规，例如参考英国《气候变化法案》，制定分阶段的碳强度减排指标，将碳减排长期目标与短期目标相结合。
其次，软法为国际社会和现代国际法提供了新的立法方式和形式，软法不软已成为共识。因此，要积极推动新理念、新思路，积极参加国际环境法活动，为国际环境法治提供中国方案
这是一个廓清香港国安法司法程序中辩护权具体内涵及法官享有之律师聘用裁量权范围的技术性问题，但也是事关香港国安法准确理解与运用的关键性问题。香港终审法院在最终裁决中除了基于程序正当性理由驳回律政司上诉之外，也重申了香港法院遵守香港国安法及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定职责。
香港回归祖国以来有五次人大释法，启动方式既有特首提请释法，也有终审法院提请释法，更有中央主动释法。五次释法分别对居港权问题、政制发展问题、补选产生的行政长官任期问题、国家豁免规则或政策问题及公职人员宣誓制度等进行了解释，得到包括终审法院在内的香港各方高度尊重、认同和实施。